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是从西方列强侵略引发民族生存危机开始起步的，救亡图存成为中国近现代一切政治建设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原点。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近代史上各个阶级、集团的救国方案和努力均归于失败，都未能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没有真正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中国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和主动性没有得到发挥。事实证明，不发动人民群众、不实行人民民主，就不能改变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就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通过土地革命和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发动和依靠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民主政治，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追求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才刚刚开始。此时的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仅35岁，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仅为印度的1/8。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在缺乏资源优势的条件下，实现赶超主要是靠推进制度创新、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民主政治正是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奋斗的重要政治机制。

民主政治是人们的选择，但人们只能在历史任务和国情条件等客观因素设定的可能性中作出选择。中国现代政治体制必须具备有效治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分布不均衡的东方大国的能力。以资源为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四种主要资源——人力资源、市场资源、水能资源、煤炭资源，以纵贯国土的“瑷珲—腾冲线”为界，绝大部分的人口和市场资源在“瑷珲—腾冲线”以东，而绝大部分水能和煤炭资源居于“瑷珲—腾冲线”以西。因此，解决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实现全国范围统筹调配资源，就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国家发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在这一时代主题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既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能在全国范围合理调配资源、保障社会安定团结。这样的制度才是真正为中国所需要的制度，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制度。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具有自身鲜明特色

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建构了一套适合基本国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民主政治制度。这套制度的鲜明特色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工业化过程既是物质生产进程，也是社会关系发展进程即所谓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一般表现为四个方面：社会流动、身份改变、财富增加、关系变化。实现这些变化一般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经济途径，即赋予人们追求财富与地位的合法权利，激发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此为“生产性激励”；另一条是政治途径，即社会群体通过政治参与甚至政治斗争来获取政治权力，进而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此为“分配性激励”。“分配性激励”很容易引起社会动荡，进而影响甚至阻滞工业化进程。韩国20世纪60年代初张勉政权的“民主失败”、泰国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多党政争，都是比较典型的“分配性激励”引起的社会动荡。

中国在发展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坚持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一制度安排，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能有效避免因社会矛盾冲突过度而阻滞工业化、现代化进程。

保障人民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保障了人民权利，扩大了人民自由。这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断深化了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建立和完善了相关制度；二是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法治，使人民的合法权益特别是经济权益与合法收入得到有效保障；三是形成了能力导向型、贡献导向型的选人用人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与必要条件。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是民主政治的主体，但人民主体地位的确立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人民必须具有自我意识和组织形态。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团结带领中国广大人民，在法治的轨道上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因为中国共产党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是实现人民的整体意志，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从实践层面上看，后发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能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规划、组织和协调作用，从而促进经济集约化发展，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恰恰赋予了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集中资源、协调各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具体体现为宏观调控经济运行、制定发展规划、协调区域发展、建设基础设施、营造政策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等。